清朝电报语法
本次演講為 2019 年臺大中文系「潘寶霞密斯講座」系列演講首場，主講人平田昌司传授曾任日本國立京都大學文學院院長，現為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传授，專長為中國近代學術史、聲韻學史以致語言學，涉獵廣泛而深入。
平田传授以電話與電報為焦點，觀察晚清民初的語言、文化和文學現象。演講分為五個部分：自電報的傳入與洋人眼裡的中文談起，接著述及墨信與電報在晚清的分工模式後，進一步观察「電話」於該時期文學作品中饰演的角色與象徵意義，再分析電話出現引發的「語言問題」（包含口音、語言暴力等），最後以「電報生─電話生」職業的性別化現象作結，帶領聽眾進行一場視角獨特的晚清社會史概觀。
1889 年，英國一份報紙向讀者介紹「電報在中國」問題時，便討論到非拼音文字的中文使用者該怎样發電報的問題，甚至討論到「讓中國人學英文以便打電報」的解方。實際上，在 1874 年（一說 1871 年）法國人威基謁 (S. A. Viguier) 便以《電報新書》解決了這個問題，他透過四位數字將中文字進行編碼，即「中文電碼」，讓發送中文電報變得大概。1881 年鄭觀應寫成《中國電報新編》，清朝於同年啓用了津滬電路。平田传授引張文洋〈晚清電報的語法：漢字電碼本的設計與應用〉所述：「電報進入中國，最初只是一種技術與方法的轉移，但渐渐引起中國文字、文化甚至政治、社會的調適與改變。」從中文的電碼化，到怎样降低收發本钱，以至於電報保密問題，甚至中央與地方對「電碼統一」的差别態度，都成了晚清值得研究的社會現象。
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當電報参加傳遞訊息的方法後，傳統的「墨信」和新晉的「電報」又是怎麼分工的呢？平田传授以《二十年眼见之怪現狀》為例，指出由於電報昂貴，且按字計價，包含親人重病在內的急事，广泛還是透過信件通知，僅少數官員等貴人使用電報傳遞短訊，但詳細情況仍依赖郵寄。别的，一样平常人家裡沒有《電報新編》之類電碼本，也造成閱讀電報的不易。
平田传授接著回溯晚清關於電話的記載。1877 年 9 月清國駐英國公使館譯員張德彝、張斯枸初次眼见「電線傳聲器（太立風，telephone）」，驚嘆而云「聲如對面，歴歴可聽」，但清朝当局還不愿引進這套西方最新技術。二十二年後，盛宣懷則鼎力大举推许電話的重要性，並強調相對於電報，使用電話沒有識字的要求，「無智愚長幼之別，無學習譯錄之難。」在孫寶瑄日記中，便留下了與友人邵季英唱和，「以電話傳詩」且「不差一字」的紀錄。平田传授特別強調，過去書寫只能透過文字傳遞至遠處，但電話使得文字轉譯而成的聲音，可以跳躍空間，與担当方共享「當下」，共享本日新作的詩歌，這也是二十世紀初年才出現的情況。
然而，平田传授以為透過電話取代紙張的意義還不特別大，真正深刻的轉變發生在小說中。1913 年上海刊載諷刺作品〈時事小說 打電話（全用京話）〉，是全用白話的「電話體」小說，以男性政客的虛擬電話對談為架構鋪展內容。接著就出現由女方打給男方的故事設置，使得異性的聲音穿越重幃深深，漸漸瓦解傳統的「男女之防」、「內外有別」，進一步成為小說的關鍵情節。如 1914 年劍氣所寫的〈言情小説 電話因縁〉，便以電話生「接錯其線」敷演一名滬中名妓與少年的會晤。包天笑於同年發表的〈言情小說 電話〉，透過從良的女主角蕊雲之口，指出「電話」的重要特徵：「我幼不讀書，長未屬文，今生薄福，與翰墨無緣。眼见白紙烏文，奚辨甲乙？即君欲藉文字與我通音問，其如我之頑鈍何！」過去，不識字的女性難以與家庭以外的人聯絡，電話的遍及，則冲破了這樣的情況。
别的，1917 年在《小鐸》發表的〈自由女子打電話：一縷柔絲情萬種，海棠枝上晚鶯啼〉，則描述敘事者看見一名「年約二九，衣飾頗時髦，而貌僅中姿」的少女，至旅館借電話撥給某位男性，「聆其所云，使人不能無猜」。以上三篇作品，都是女性給男性打電話（也許投射了當年男性的慾望或等待），且女主角都被設定了特别身分，即便不是妓女或從良的妓女，所謂「自由女子」，事實上也被賦予「危險」或「不道德」的表示。因此，胡適 1919 年發表的《遊戲的喜劇 終身大事》，便別具歷史意義。在這部戲劇作品中，電話是由男性打給一名担当新式高等教诲的良家婦女，並且是打到女性的工作單位去，相較於前面的作品，男性初次被賦予了打電話的「主動性」。
平田传授認為，胡適的留美經驗造成上述對打電話的態度差異。參照胡適日記中提及與美國女友韋蓮司通電的紀錄，可知對他而言，和女性以致女友通電話並無禁忌，胡適和上海小說家對男女通電的见解，顯然有相當區別。别的，由於電話的出現，使得《鶯鶯傳》以來情愛小說中重要的「紅娘」角色，失去了驻足之地。
其後，平田传授回到電話引發的社會現象，以「司機生（即接線生）」的工作情况，討論電話帶來的三個語言問題：語言暴力、口音，以及移動。1911 年 3 月，北京創設電話局，1912 年其在北京市内客戶約 2,500 戶，據童世亨〈北京電話局參觀記〉所述：「司機生每席約管百餘號，其一日間呼數每機約得十次左右。最繁則在午飯與晚飯之頃……偶逢晚間電燈光滅時，電話交換立即繁忙。以裝電燈之家皆欲凴電話以向電燈公司詰問故也。司機生則東局有五十人，南局有四十五人。」至 1917 年，北京市内客戶數量上升至 5,000 戶，司機生的工作壓力可想而知，更難免在接線過程中與客人發生衝突。
據當時在京洋人的紀錄，北京的電話服務有三大問題：司機生嫌煩不接線、日本人有竊聽電話的怀疑（當時電!話局由日本人參與）、司機生語言粗暴不堪。翻查 1914 年的〈歸綏電話局司機生章程〉，確實能看到管理方對此的特別規範，如第六條「司機生與用戶問答，
須聲調宁静，語句清晰
，以免錯誤。」第十一條「遇有兩戶談話之際，既經叫來，司機生
不得隨意搬閘偷聽談話
。」在 1917 年〈北京電話局上年十二月份懲罰司機生姓名單〉上，也可以發現以下懲處缘故：「對答用戶語欠宁静；與用戶爭辯；接綫連次錯誤；以佔綫敷衍用戶；接綫錯誤並對答用戶失實；應答聲音較低」等。當然，對於客戶的批評，電話局也自有一套辯護的說詞，如 1917 年《電氣協會雜誌》19 期〈北京電話局内容說明書〉即謂：「交換忙時，司機生用語必求簡單，以致難期週到。」「北京五方雜處，語言不甚統一，以致時生誤會。」「中國週旋語言過長，且於習俗上多不慣用。」「用戶相互談話時，禁绝挿言竊聽。違者重究。」「凡遇用戶要號至『一、七』、『四、十』，音最易錯誤，宜分外留意。」别的，司機生的職涯，大大受限於口音與移動兩大因素。由於各地口音差異，司機生不易至他處電話局任職，且局方也傾向於聘任遷徙大概性較低的職員，基於以上考量，「聘任女性司機生」的爭論，也渐渐浮上檯面。好比，〈交通研究會第三次報告：電話局現在應否卽行改用女司機生〉謂：
就服務上言之，女子聲帶狹，音銳而悅人耳。即發聲稍欠宁静及有誤接爭論等處，用戶或能原之。……謂……電話生程度較高，召募似難。不知本日貧女攻書者日多，苟電話局招考，志願赴考者必不乏人。且電話生非電報生比，但能耳聰目明、手腦靈敏、口齒清晰，條件已備。固無庸具有高妙之學問也。謂電話生須與用戶直接談話，用女生難保無輕薄子弟假電話以供調笑，未免於風紀有碍，且局中管理上亦多困難。不知試辦之初此種情况容或有之。苟處置得宜，半年三月後不禁自止。觀無錫局之數載，未聞有多么流弊自知。
過去，女性當然是比較不轻易遷移的一群人，但在此更引人注目标，是在主事者的邏輯中，明顯存在這樣的對立：「男性／電報生／字 vs女性／電話生／音」，女性適於從事接線工作的重要条件，在她們「依賴聲音」，而管電報則需要識字，從電報生與電話生的性別分工現象，我們也可以發現電話的出現，和民初女子教诲、就業文化，以及環繞於性別的「語言問題」有所關連。
平田传授如此總結：清末中國的許多文化主張與政治現象，包含我們耳熟能詳的「中文拼音化」、「推行官話」，皆與電話及電報的出現密切相關，在電碼問題上，尤其體現了中央與地方的對立──中央力主統一，可地方企圖保密，故多使用各自的電碼，更發生中央当局屢次修訂電碼表，但地方經常沒有收到最新版本，導致無法解讀中央來訊的情况。别的，關於「文字／聲音」孰先孰後、傳統內外之別的瓦解、個人!的職業束縛、新的語言問題、性別和教诲程度的問題等等，也都可從中管窺一斑，電話、電報與近代中國文學、文化及社會史的關聯，可說還有許多有待探究的空間。
（編按：本系列講座照片由臺灣大學中文學系提供）
晚清时期随着西方电报科技的输入，清当局以军报需要，开始开办电报事业，致使电报渐渐成为官方通报讯息的重要途径，且此种新兴的官方文书记录-「电报档案」，为后代研究者留下丰富的研究素材，成为研究近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作者：杨明哲，摘录自《档案的故事续集》
(台北市：档案管理局，民93)，页29-32。
晚清时期随着西方电报科技的输入，清当局以军报需要，开始开办电报事业，电报渐渐成为官方通报讯息的重要途径，此种新兴的官方文书记录，为后代研究者留下丰富的研究素材，「电报档案」（或称电文、电稿等）遂成为研究近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在十八、九世纪之交，西方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们以电流和电磁感到的发现为底子，开创人类通讯历史的新纪元。首先是1833年德国科学家发明电磁指针电报机；1837年美国莫尔斯（S. F. B. Morse, 1791-1872）发明电报电码；1844年全全球第一条商用电报线在美国出现。西方电报知识自1851年由美国传教士玛高温（Daniel J. MacGowan, 1814-1893）传入中国，其时电报又被称为「电线」或「铜线」。虽然最早有福建巡抚丁日昌在1877年（光绪3年）自行!架设台湾旗后港（高雄）至台南安平的电报线，然而追溯近代中国电报科技的引进与「电报档案」的出现，还是要从李鸿章谈起。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晚清时期的军政重臣，也是自强运动（或称洋务运动，1861-1894）的重要向导人物之一。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为方便军情与贸易讯息的通报，争相要在中国架设电报线路。由于中国以驿站递送方法传送公牍，与应用电报「瞬息之间可以相互问答」的通报方法相较，高下立判，因此李鸿章也渐渐意识到电报的重要。1877年李鸿章命部属在天津机器局东局至直隶总督衙署十六里间试发电报；1879年（光绪5年）李鸿章又命下属由大沽、北塘海口砲台试发电报到天津。经过这两次的试验，李鸿章更体认到电报的便捷。其后基于快速通报军情的考量，于1880年（光绪6年）奏请架设南北洋电报，「以通气脉」，并「与外国通中国之电报相接」。奉准后，李鸿章委派盛宣怀等人负责草拟章程与计划兴工。同年，近代中国的第一个电报局在天津建立，以「官督商办」的方法经营，为摊还官款，就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出使各国大臣等寄洋务、军务电报的费用，按数扣还抵缴，这也就是中国官方最早的「电报档案」的源始。次年，天津至上海的陆路商用电报线开工，同年底竣工，李鸿章并奏派盛宣怀主持全国电报总局。其后各地连续施工架设电报线路，建立电报局，如苏州至广州、上海至成都等线，至十九世纪末叶，已完成高出各省达四万馀里的电报网。别的，李鸿章亦非常重视电报人才的造就，1880年首先于天津设立电报学堂，又先后于各省建立四所电报学堂，培养了第一代的电报专门人才。
电报传输讯息以服从见长，在瞬息万变的军事战争和交际折冲樽俎上发挥重要的功能，如日后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战争及议订和约中饰演重要的角色。其次，其时官方部分具时效性的公牍讯息来回亦渐为电报所代替，此由「郑工」抢险工程的兴办過逞可见一斑。1887年（光绪13年）河南郑州黄河决口一百馀丈，夺淮入海，灾情极为严峻，清廷发动巨大的人力与物力进行堵筑工程，此一工程即中国近代水利史上所称的「郑工」。郑州黄河决口的消息，首先由河南巡抚电告李鸿章转奏朝廷。1888年（光绪14年）春，因「郑工」遇春汛涨水，工程无法推进，「郑工」现场拟议歇工，俟春汛后再行复工，朝廷经李鸿章转电「郑工」现场不得歇工的旨意，这种「电报诏书」显然也是拜电报科技之赐的奇怪事物。其后「郑工」成功合龙的消息，在是年底由「郑工」现场电告李鸿章转达朝廷。这些有关「郑工」的电报，均收录在吴汝纶编的《李鸿章全集》中。
自清朝末年李鸿章等洋务官吏引进电报科技，电报的运用，已由最初的军事功能，渐渐扩及于救灾、贸易、新消息等讯息的通报；至民国初年，电报的应用更为广泛、广泛，甚至于盘据各地的军阀在开战前莫不先辈行一番电报上的「唇枪舌战」，表态附和相挺或出卖背离的电报先后在其时的报纸上出现，有学者称此为「电报战」。自李鸿章正式引进西方电报科技，「电报档案」于中土面世，无论种种官方机构或重要历史人物的档案中，电报文稿已经是收录庋藏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比方在《李鸿章全集》中有关电报的资料甚多，又如国史馆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和「阎锡山!档案」中亦保存大量蒋中正和阎锡山的电文。时至本日，「电报档案」已成为重要的历史研究依据，是研究中国近、当代政治史、交际史、军事史、人物史及各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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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最后更新日期： 97-1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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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报的发明是19世纪通讯革命的重要一章。以光电速率进行信息流传的重要是计划出文字与电讯号之间转化的标记系统。在广泛使用的莫尔斯码系统的底子上,将字母或数字构成的标记对应到。短语、句子,编辑成专用的电码本,可以实现通讯设密和节流本钱的效果。1871年国际电报线延伸到中国后,为理解决异于字母文字的汉字收发电报的问题,丹麦大北电报公司计划了最早的汉字电码本。在此底子上,晚清官商也进行了诸多实验。总理衙门制订和颁发《电信新法》电码本,无形中创建了一套新的当局信息沟通机制。同时,个別部分和官督商办的机构也体例自己的密码本,造成清朝电报”密中有密,密外有密”的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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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vention of telegrap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mmunicative revolu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t is essential to design a coding system to link written languages to electronic signals. In practice,codebooks were designed to symbolize phrases and sentences with letters and numbers,which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electronic signals according to the widely used Morse code. In order to use telegraph to communicate in Chinese language after the international telegraph line reached China in 1!871,a Danish telegraph company designed the first codebook for Chinese characters. Based on this codebook,Chinese officials and merchants in late Qing also attempted to design new codebooks. Zongli Yamen made and issued the codebook called New Codes of Telegraph( Dianxin xinfa),so as to establish a new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Meanwhile,individual government organs and the businesses run by merchants but supervised by officials also designed their own codebooks. Therefore,a large number of telegraph codebooks were used at the same time in late Qing to result in a very complicated situation in decoding tele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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